本报记者  张清俐  吴楠

从社交媒体到日常生活，“活人感”正成为年轻人频繁使用的网络热词。人们用它赞赏真实自然的表达，也借此表达对自主、鲜活生命状态的向往。那么，“活人感”为何走红？它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与传播生态变化？当真实成为一种被追逐的价值，“表演真实”是否又会构成新的身份规训？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多位学者，对“活人感”现象展开观察与分析。

被感知的真实

主播直播时的口误、采访对象的片刻停顿、普通人分享的失败经历……这些曾经被视为“瑕疵”的内容，如今常被网友评价为“有活人感”。

“我最早注意到‘活人感’，是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评论区的‘二级话语’中。用户用它来区分‘像人说话’和‘像模板生成’的表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说。

在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侯玉波看来，“活人感”反映的是个体内心体验的自主性与丰富性，是一种积极、真实、自主的生命状态。当一个人能够持续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感与能动性，并主动建构生活目标和生命意义时，就会呈现出较强的“活人感”；反之，则容易陷入被动、空洞和疏离的状态。

从传播学角度看，“活人感”并不等同于真实性本身，而是一种受众对媒介内容作出的真实性判断。邓建国认为，能够激发出这种感受的媒介文本，往往具有“非完备性”“情境嵌入”和“主体暴露”等特征。换言之，人们追求的未必是绝对真实的信息，而是能够感受到鲜明主体性存在的表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健敏最初是在一则娱乐新闻中接触到这一概念的。一位明星经纪人拒绝不合理工作安排，并以幽默方式回应超负荷工作节奏，网友纷纷用“活人感”来评价这种表现。在孙健敏看来，当一种本应属于常识范畴的品质需要借助网络热词反复强调时，恰恰说明它正在现实生活中变得稀缺。

学者们普遍认为，“活人感”的流行与心理学中的“真实性”“本真性”等概念密切相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鹏辉将其概括为“个体内在真实情绪、感受和意愿的自由表达与自主行动”。人们对缺乏“活人感”的批评，实际上指向的是社会生活日益增强的脚本化和程式化倾向。在外部评价体系、社会规范和平台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人按照既定剧本进行展演式生活，而鲜活的个性表达和真实的生命体验则受到挤压。

技术时代的真实性焦虑

“活人感”的迅速流行并非偶然的语言现象，而是社会情绪、传播生态与技术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成伯清注意到，近年来网络流行语的演变轨迹颇具意味。从“神马都是浮云”“小确幸”，到“佛系”“内卷”“躺平”“摆烂”，再到今天的“活人感”“微死感”，公众关注点逐渐从对现实压力的调侃与消解，转向对真实存在、生命质感与主体价值的重新确认。

多位受访学者认为，传播生态的变化是推动“活人感”走红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平台算法更偏好高完成度、强结构化、易复制的内容，推动网络表达不断趋于模板化；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大幅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语言风格的均质化。面对越来越标准、越来越相似的信息，人们开始重新关注那些带有个人痕迹、情绪细节和表达瑕疵的内容，并将其视为“人的证据”。

“‘活人感’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生态失衡后的补偿性话语。”邓建国认为，当算法逻辑不断强化内容生产的标准化倾向时，受众反而会对那些不够完美却更具主体性的表达产生认同。与其说“活人感”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不如说是人在高度技术中介环境中的一次自我确认。

孙健敏也提出，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营着自己的数字人设，而算法推荐与AI内容生成又进一步稀释了真实表达的可见度。当“表演”成为日常，“真实”便获得了新的价值。

从心理学视角看，“活人感”的流行还折射出人们对“去人性化”的警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许燕认为，人既区别于动物，也区别于机器。当个体逐渐变得冷漠、麻木、工具化，如同机器一般运转时，人们便会本能地寻求那些能够体现情感、创造力与自主性的特质。

成伯清进一步分析称，数字技术和虚拟媒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后，社会关系越来越抽象化、间接化，人们对于真实交往、真实情感和真实存在的需求反而更加凸显。某种意义上，“活人感”正是这种时代焦虑的另一种表达。

警惕“对真实的表演”

“活人感”的流行，弱化了单纯以流量、制作精度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在孙健敏看来，这种信号如果被足够多的人接受和内化，就能形成一定程度的纠弊，帮助个体卸下部分表演负担，降低情绪消耗。侯玉波也认为，在社会层面，“活人感”话语的流行促使社会重新审视幸福指标体系的建构逻辑。应该看到，青年群体主体性表达意识的增强是社会发展的积极趋势，合理的意见表达与诉求传递有助于推动制度优化与社会进步。

然而，多位学者也提醒，“活人感”同样存在不容忽视的异化风险。首先，“活人感”可能被策略化生产，演变为新的流量密码。邓建国将其概括为“精心设计的不精致”——当真实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真实本身也可能被包装和营销。

孙健敏进一步提出“元真实性悖论”：如果一个人为了显得真实而刻意表现得不完美，那么这种真实本身就已经成为表演。如今，一些网络博主刻意展示缺点、刻意吐槽、刻意营造随性感，其本质仍然是在经营另一种人设。

其次，“活人感”还可能被误读为对专业性和规则意识的否定。胡鹏辉认为，“活人感”并不意味着摆脱社会规范和责任约束。真实表达应建立在基本社会共识和公共规则之上，否则便可能沦为不负责任行为的借口。许燕同样强调，摆烂、懈怠并不等于“活人感”，真正的“活人感”应体现积极、健康的人格状态。

那么，强调“活人感”究竟是利是弊？孙健敏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在低风险、高信任的社交情境中，如私人友谊、家庭关系、创意部门，“活人感”有利于建立深度连接；但在高风险、强规则的专业情境中，如法庭、急诊手术室、公共服务窗口，不加辨别的“活人感”可能带来冲突和风险。“关键在于情境的‘角色明确性’和‘后果严重性’。”在个性与责任之间，侯玉波为个体的“活人感”划出清晰界限。他认为，“活人感”的合理边界在于主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个体需在自我表达、自我实现与社会规范、人际责任之间寻求协调；在保持内在主体性的同时，兼顾社会角色的合理承担。

从外部组织的视角看，是否需要为“活人感”留出制度性空间？多位学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同时强调要有结构、有边界、有引导。邓建国建议，可以在非正式沟通、创新讨论等场域中容纳多样表达，同时在正式决策与公共发言中维持专业规范。

关于如何引导积极健康的“活人感”传播氛围，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议。比如媒体机构应从追捧“极致人设”转向呈现“复杂真实”，避免将“活人感”标签化、商品化；内容平台可优化推荐算法，给“真实非完美”内容一定权重，建立“真实性友好”的社区规范；教育系统则应培养“情境化的真实性智慧”和媒介素养，帮助学生识别网络上的“人设表演”。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拥有‘活人感’，而是创造一个允许真实表达、尊重个体差异的环境。”孙健敏说。或许，这正是“活人感”热潮背后最值得关注的启示：人们追求的并非某种新的网络标签，而是在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重新确认作为“人”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