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段丹洁  张苹

实习记者  董华茜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也正值我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之际。围绕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各地以读书日为契机，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营造全民阅读氛围。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全民阅读取得显著成效，全社会掀起读书热潮，书店在构建书香社会中发挥着重要桥梁作用。然而，与消费多元、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书店相比，位于阅读版图边缘的县城、乡村实体书店面临哪些困境？在数字浪潮冲击下，这些县乡书店的发展之路又在何方？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多家县乡书店，倾听书店经营者讲述自己的文化微光故事。

数字洪流中的坚守

河南安阳内黄县李石村，天色刚泛白，村口那家小卖部第一位进门的客人不是来买油盐酱醋，而是径直走向小卖部靠里的一间小屋——那里整整齐齐码着的，是书。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李翠利创办的“微光书苑”。2008年，村里一场不合时宜的歌舞演出刺痛了她，也让她萌生了一个念头：要让村里的孩子和老人有书看。她把自家超市最好的位置腾出来，将一本本从城里仔细挑选回来的书有序摆放，供村民免费借阅。十八年过去，“微光书苑”从最初“这人是不是傻”的质疑中，慢慢变成了全村老少的精神家园。但书苑的日子并不好过。在网购冲击下，小卖部的生意大不如前，靠超市贴补的书苑也面临运营压力。“乡村文化建设持续向好，孩子们也养成了阅读习惯，但比起城市，资源和服务还有很多提升空间。”李翠利说。

这不是一个人的困境。在湖南湘西龙山县，新华书店经理贵琨用“主力军”来形容县乡书店的定位——承担着主流思想阵地、县域文化枢纽的责任。但现实是，县域核心消费客群以学生和家长为主，图书零售增长乏力，年轻客群外流，盈利空间被不断压缩。而在北京房山区某社区书店，任店长直言最紧迫的压力来自线上图书无底线的价格战。“电商三折卖书，我们拿正版货源、付门店租金、做线下服务，怎么拼？”

当价格成为唯一的竞争标准，阅读空间的温度、文化服务的厚度，似乎都在一次次打折中被稀释了。可偏偏有那么一群人，还在坚持。

先锋书店董事长张瑞峰说：“乡村社会远比城市更需要书店和阅读。”自2014年首家碧山书局落地安徽黟县，先锋已在六省开了13家乡村书店。张瑞峰认为，当前，县乡实体书店生存堪忧，不仅缺少优质选品与美学场景，连基础的书籍数量和服务网点也难以保证。

激活县乡阅读潜力、重塑乡村书店生命力，是一场需要久久为功的持久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王斌谈道：“从市场价值讲，书店的投资价值低已是共识。但作为基层社会的文化基础设施，县乡书店提供居民文化交流、区域文化传播、教育等服务，是普惠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地方对其文化价值的追求，远远超过经济价值。”

问题是，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坎还不少。统一采购的书，内容晦涩难懂，乡亲翻两页就放下了；阅读推广活动形式重于内容，农民参加后收获甚微；再加上阅读习惯、时间精力等客观限制，县乡书店可谓在夹缝中求生。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林升梁认为，县乡书店在服务本地读者、补充基础教育资源、乡村振兴等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若能结合地方特色、拓展公益服务，也能找到差异化生存空间。关键是怎么做？

“书店+”的活法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新华书店，把民族元素融入空间设计和业态组合，变身民族文化传播平台，当地的非遗文化、民族手工艺，通过书店这个窗口被更多人看见。浙江永康的“绿番茄”书店，定位女性主题，采用无人值守、自助看书购书的运营方式。这个看似大胆的尝试，恰好调动了乡村女性的阅读需求——不用面对店员的目光，不用被推销，安安静静看会儿书，买不买都自在。福建大田县新华书店则把板灯龙非遗、高山茶文化融入空间设计，定位为“文化会客厅”，通过政企合作开展“青蓝伴学”“父母成长讲堂”等分层活动，连续3年获评全国“百佳阅读推广单位”。这些书店的共同特点，是深挖在地文化资源，突破单一售书模式。不是卖书，是做社区；不是卖场，是会客厅。

李翠利在“微光书苑”的做法更接地气。她以村民需求为导向，通过开展课外课堂、普法讲座、老人口述史等活动，把书苑的活动办到群众心坎上。“乡村阅读对接的是父老乡亲，不能搞成空中楼阁。”李翠利说。如今，“微光书苑”已经从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坚守，由此生发出来的“一平米书架”公益阅读推广模式，在全国落地400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瑶曾在湘西龙山县实地调研多家实体书店。她认为，县域书店应该被重新定位和激活，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和活力增长点。发展路径有两个关键词：扎根与融合。扎根县域资源，融合多元要素，建立创新协同的县域阅读支撑体系。

听起来不复杂，做起来却需要定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强调，要增加农村阅读内容供给，优化农村阅读环境条件，提高农村阅读服务效能。方向很明确。但在县域层面，配套政策常常是缺位的。陈瑶了解到，虽然国家鼓励实体书店参与全民阅读推广、提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但县级层面常缺乏具体配套政策，比如资金补贴、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机制等。而县城经济本身面临人口流失、产业萎缩和财政压力，实体书店很难获得持续性、实质性的支持。

张瑞峰认为，对于县乡实体书店，短期内比较有效的举措是资金补贴或经营奖励，能有效缓解成本压力；长远而言，要建立更良好、更合理的公平竞争环境和行业价格秩序，管控盗版和低价倾销。同时，要引导和推动实体书店提升阅读服务社会的功能。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魏晓阳认为，县域社会具有浓厚的“熟人社会”特征。地方政府若能提供闲置空间（如旧礼堂、旧办公室）作为配套以降低启动成本，并发起“共建书店”倡议，对于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县域，极有可能激发本地乡贤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归属感与捐赠意愿。这样一来，既能满足居民的归属感，又能大幅提升书店的使用频率与效率。“将阅读空间打造为有温度、有黏性的社区纽带，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魏晓阳说。

做“扎根”乡村的书店

在张瑞峰看来，乡村书店不能做短期内讨好逢迎的“网红书店”，而是要真正融入村民和乡村社会中，为当地老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影响，尽力塑造出软实力和硬功夫都经得住检验的作品。

在实地走访中，记者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努力。比如，有些县乡书店把服务延伸到了农家书屋的运营管理上。过去很多农家书屋书不少，但没人管、没人借。书店介入后，提供专业选品、定期更新、组织阅读活动，让闲置的资源活了起来。再如，在湖南龙山县，贵琨带着新华书店的团队，与部分学校联合开展校园阅读活动，与供销联社等多部门多单位建立合作机制，打造多元活动模式，努力拓展全民阅读推广的广度与深度。

在北京房山区，那位任店长没有关店，而是以图书租赁为核心，努力做大家需要的小书店，社区里的老人、孩子、年轻妈妈各取所需。同时，平时免费开放座位，将书店做成社区的“客厅”，慢慢地，书店不仅是租书售书的地方，也是一个“说话的地方”，店长想用真诚和陪伴做出一间属于身边人的“书店”。

在安徽黟县碧山，先锋书店的乡村书局成了游客和村民的共同空间，村民在这里歇脚、翻书，游客在这里打卡、买书。两种需求交织在一起，书店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在“微光书苑”，李翠利也在推进一个“老人口述史”项目，让村里的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年轻人记录下来，整理成书。“这些书可能永远不会出版，但对这个村子来说，它们比任何畅销书都重要。”李翠利说。

这些尝试，都在把书店从单纯售书点升级为服务社区、服务乡村振兴的综合性平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林升梁建议，县乡实体书店打造“乡村文化会客厅”，将书店与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相融合，承接理论宣讲、农技培训、普法教育等公共服务；探索“书店+产业”模式，联动本地特色农业、手工艺、乡村旅游，开发文创产品、设立农特产品展示区；推动“数字下沉”，利用电商直播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推广本地文化。

李翠利的期待更朴素，也更具体：“希望进一步健全保障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专项经费资助、岗位激励等方式，吸引更多有情怀、有资源、有能力的本土乡贤、返乡青年、社会组织和文化志愿者，参与到书屋运营和乡村文化服务中来。”

县乡书店是基层文化生活的驿站，它是一代代农村儿童、少年了解世界的窗口。当下，乡村书店日渐增多，这不是一厢情愿的文化点缀符号，而是反映了走出村庄的人们对读书的信仰以及反哺乡村的朴素情感。在智能媒体环境下，基层乡村书店的发展固然需要政策扶持，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是提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责所在；而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书店的自我赋能创新发展，迸发出内生活力，似乎更有价值空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