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褚国飞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经历着深刻调整，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开放合作如何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全球南方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该如何破解？中国又该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夯实发展根基？围绕这些关乎全球发展的核心议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参加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结合中国实践与国际格局，从经济贡献、发展模式、知识构建三个维度进行深度阐释，既立足现实数据，又兼具理论深度，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

中国开放：

全球经济“稳定锚”与“动力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开放合作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对全球的“稳定锚”作用？

郑永年：讨论开放合作，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从这一现实出发，中国的开放本身，对世界、对国际社会而言，就是重要的国际公共品。

正如论坛上林毅夫先生提出的，各国与地区皆有自身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在某些产品生产上具备优势，其他国家则在另一些产品上更具竞争力，这种差异需要通过贸易与交易实现互补，而开放是前提——没有开放，交易便无从谈起。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的开放多年来始终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中国作为单一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当前中国仍在持续发展，市场规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需指出的是，小经济体的开放对自身发展固然重要，但难以拉动世界经济；而中国的开放，不仅体现在市场层面，更体现在产能层面。我一直强调“产能改变世界”，这一点尤为关键。

在全球南方议题上，其核心矛盾仍是发展与现代化。如何破解这一矛盾？当前西方的做法存在双重性，一方面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附加诸多条件。这显然不利于全球南方的发展。

那么全球南方应如何实现发展？我此前已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和发展模式与西方存在本质差异。西方的逻辑是，自身发展起来后，便抽掉其他国家可借鉴的“梯子”，阻止其他国家跟上发展步伐；而中国发展起来后，却主动将“梯子”伸出去，助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这并非抽象的哲学命题或理论表述，而是付诸实践的行动。

当前中国的技术体系已基本覆盖从低端到高端的各个领域，尽管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但中低端技术及相关产能已相当成熟。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西方曾污蔑其为“新帝国主义”，但事实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助力发展——建设基础设施、学校、医院，这些都是任何经济体实现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中国向全球南方伸出的“梯子”。

从根本上看，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国家实现发展，而其他国家深陷贫困，这样的格局绝非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更不是理想的命运共同体。国内层面，我们追求共同富裕，国际层面则追求共同发展、共同现代化，这是逻辑的延续。

全球南方发展：

破解困境需“走自己的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探讨全球南方的结构性困境破解之道，也提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应如何向世界展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郑永年：理解全球南方的结构性困境，首先要明确其与“全球北方”的对应关系。其次，全球南方自身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我认为，当前全球南方面临的问题，根源之一在于“全球北方”自身出现了危机。

自特朗普政府推行“退群”政策、不再重视传统盟友关系后，“全球北方”的发展已陷入困境。美国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有一定优势，但发展中的矛盾已十分突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失衡，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分化加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欧盟的问题更为显著，过度监管与高福利政策导致福利社会难以为继，创新能力也因过度监管受到限制，无法得到充分释放。

由此可见，“全球北方”已自顾不暇，欧洲、美国都难以解决自身问题，又怎能指望它们帮助全球南方？

不过，这种由“全球北方”衰落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对全球南方而言反而是机遇。从这一角度看，全球南方的核心议题仍是发展与现代化。此次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邀请了印度、拉美学者，探讨全球南方如何摆脱过往困境，关键在于：重新确立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

在论坛上，我梳理了几种过往的现代化模式：体制外依附模式（如拉美国家）并未成功；体制内依附模式同样失败；还有体制外独立模式——完全不与西方互动，也无法实现发展。而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创新价值，其核心是“既要拥抱世界，又要走自己的路”。若拥抱世界的结果是丧失自我，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失败。因此，开放是前提，要主动拥抱世界，但同时必须坚守自身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走自己的路”是核心。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经验可概括为：拥抱世界，且坚持走自己的路。这就启示每个国家既要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又不能丧失主体性——若在发展中迷失自我、失去主体性，后果将不堪设想。

智库使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夯实发展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智库承载着时代责任，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您如何看待这一议题？

郑永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高端智库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载体——其核心任务是基于中国自身实践经验，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

作为智库领域的实践者，我坚信中国智库完全有能力担此重任。中国智库更了解中国的实际问题、政策导向与社会现状，能更好地衔接理论与实践。具体而言，中国智库可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为中央政府决策提供服务；二是深入调研实践层面的真实情况，为理论构建提供现实依据；三是在学理层面持续修正中国过往承袭的、过于西方化的学术体系，确立中国自身的主体性。

作为中国智库“领头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全国智库同仁携手努力，尽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经济等硬实力固然重要，但知识软实力同样不可或缺。一个国家的思想理念能够传承，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如今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探寻踪迹，而孔孟的思想学说，我们至今仍能通过书籍研读领会其内涵。基于此，中国智库必须认清自身肩负的重大责任，全力以赴做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