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越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下简称《新编二战史》）8月问世以来，迅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社会公众以及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一部专业的史学著作为何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它在学术研究层面有何创新与突破？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时代需求与学术发展趋势？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利民，对《新编二战史》的编纂背景、核心观点、学术价值及意义进行深入解读。

时代契机与集体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编二战史》引起广泛关注。对此您有何直观感受？

林利民：这本书受到高度关注，是情理之中，也部分超出了预期。首先，其编纂筹备工作启动较早，框架设计之初，就广泛征求并吸收了国内二战史学界许多老一辈专家的宝贵意见，力图站在前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整个编写团队由老、中、青三代学者组成，涵盖策划、撰写、统稿、审定等各个环节，凝聚了全国二战史研究领域的集体智慧。其次，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与二战相关的历史记忆、经验总结和现实启示自然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部系统性的二战史新著，其献礼意义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武汉大学教授胡德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蓝等学术界前辈对该书编纂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关键把关，为其顺利出版和质量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书出版后，国内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随着其外文版的推进，还将在国际学术界引发更深入的讨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从根本上讲，这一现象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与国际社会期待了解中国学术观点相互作用的结果。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相应增大，国际社会自然希望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学者对于二战这一塑造现当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特视角和系统阐释。例如，关于二战的起点、起源、性质，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以及二战历史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联等。客观上看，国际二战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不同的学术传统和解读范式，其中“欧洲中心论”视角影响深远。该书集中呈现了基于中国立场的二战史观，恰好回应了这种国际需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中国学术观点在国际语境中相对边缘化的状况。此外，从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看，当前中国学术界正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这一努力目标在二战史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和重要实践，其出版受到国内外关注，也反映了学术界对创新研究成果的期待。

视角转换与理论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编二战史》在学术研究上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林利民：该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第一，对二战起点进行了基于中国视角的重新界定。传统国际史学界，尤其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论述，多以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的开端。这种划分方法的明显局限在于，它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的局部抗战、1935年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以及西班牙抵抗德意侵略的战争等发生在欧洲中心区域之外的早期反法西斯斗争，排除在二战整体叙事之外。该书通过翔实史料和严谨论证，提出二战的爆发并非如一战那样在欧洲核心地带骤然发生，而是由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在亚欧大陆东西两翼相继挑起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逐步演变而成。因此，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视为法西斯在全球点燃的第一场战火，并将此事件确定为二战的起点，不仅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也客观呈现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举起反法西斯侵略旗帜的国家的历史事实。

第二，对二战性质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解读。部分西方二战史研究侧重于对军事战役的叙述，或带有某种“唯武器论”色彩，对于战争的政治性质，特别是其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正义性，以及背后复杂政治经济动因的探讨不够充分。该书则注重从军事、经济等多个层面，尤其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扩张及其最终失败的历史必然性，深刻揭示了二战作为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之战的本质。

第三，凸显了战争中的人民性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贡献。西方主流二战史叙事，往往聚焦欧美主要大国间的正规军作战、先进武器装备和大规模战役，对于中国等国人民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持久战及其巨大牺牲与战略贡献，着墨有限。该书则高度重视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国人民以弱抗强的斗争，充分展现了二战不仅是国家间的战争，更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暴政的伟大斗争。这种视角突出了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也肯定了人民战争模式在整体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价值及其与正规战的互补作用。

第四，更为系统有力地阐述了中国在二战中的牺牲与贡献。除了通过起点前移，肯定九一八事变是二战起点外，全书还详细论述了中国战场如何牵制并消耗大量日军兵力，有力配合盟国在全球其他战场的战略行动，填补了以往国际二战史研究中对中国贡献叙述不足的空白。此外，在史料运用上充分吸收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档案发现，尝试将二战史研究置于更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进行考察，力图贯通战前、战时与战后的历史联系，构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和解释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较于以往的二战史研究，您认为《新编二战史》为何能够实现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

林利民：首先，这种突破源于研究团队对史学研究范式的自觉反思与遵循。历史研究的深化，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整理与新视角、新方法的引入。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相关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开放和系统性整理，以及中国学者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重新审视和书写二战史就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二战史研究也更能够逐步摆脱对既有西方叙事框架的依赖，形成更具自主性的分析和判断。其次，这一突破契合时代发展赋予中国学术界的使命。当前，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治理，这就需要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包括历史研究方面，更加主动地向国际社会传递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和学术传统的观点与思考。在二战史这一关键议题上，发出清晰、系统、基于严谨学术研究的中国声音，掌握与之相称的学术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该书的研究视角和框架构建，正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构建转变的具体体现，形成了一条区别于西方传统研究、具有自身特色的二战史研究路径。

系统知识与时代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信息传播日益碎片化、视觉化的今天，这样一部大部头的纸质学术专著能够“出圈”，您认为其优势何在？这是否反映了社会大众对系统性、权威性历史知识的迫切需求？

林利民：该书的优势在于其作为学术专著的系统性和权威性。纪录片、短视频等形式固然生动直观，但在呈现复杂历史事件的深层因果关系、宏大背景和完整脉络方面，存在天然的局限性，难以构建起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而《新编二战史》则通过系统的章节安排、严谨的史料分析和理论框架，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二战史全面、深入且连贯的认知图谱。

从社会需求角度看，当前公众对历史知识的获取正呈现从浅层化、娱乐化向深度化、系统化回归的趋势。我观察到，不少年轻人有阅读的习惯，但很多时候接触的是碎片化甚至带有娱乐性质的内容，有时甚至会误以为这是在系统吸收知识。这种认知与内容供给之间的矛盾，恰恰说明了社会对于真实、客观、成体系的历史叙述存在巨大、尚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同时，202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激发了公众对二战历史的关注热情。该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既满足了学术界对前沿研究成果的期待，也回应了社会大众寻求更完整、更深刻历史认知的呼声。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编二战史》的出版对于推动二战史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有何意义？它提供了哪些有益经验？林利民：该书通过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模式，构建以中国二战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框架，为国际二战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可供选择的学术文本。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身二战史研究体系尚不完善，或长期受单一叙事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中亚等地）来说，该书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参考视角，有助于促进全球范围内二战史研究的多元化、对话性和更健康发展。

我认为该书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中国视角和学术自主性，勇于提出并论证基于自身历史经验的观点。二是注重构建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和知识体系，避免研究的零散化和碎片化。三是强调学术创新，关注战争中的人民性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角色，丰富二战史研究内涵。四是坚持以扎实的史料挖掘和严谨的学术分析为基础，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五是注重历史与现实对话，从当代关切出发审视历史，增强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六是有效利用集体协作的模式，充分发挥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优势，形成研究合力，保障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效率。

《新编二战史》的出版，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的问世，更是中国二战史研究走向成熟与自信的体现。它以扎实的史料、创新的视角和系统的框架，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了重新理解二战历史的重要文本。其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凸显。未来，希望我国二战史研究者继续秉持这些原则，不断深化研究，为丰富全球二战史知识宝库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