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莹

9月19日，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第八届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高峰论坛上作主题演讲。他表示，不同国家因国情与文化各异，智库的组织形式与运行方式也呈现显著差异。中国智库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建设须立足中国特色，不可照搬照抄他国经验。本报记者采访了郑永年院长，请他就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炼独特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您如何定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郑永年：社会科学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建立在自己国家的实践经验之上，但同时也能够被其他国家、其他文明所理解。社会科学，顾名思义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社会。各个国家的社会情况不同，但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的科学方法是相同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用科学方法研究、总结、提炼中国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知识体系。研究中国的实践经验，首先要看到中国的独特命题。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西方国家的各种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革命道路必须以城市为中心，但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早期主张“城市中心论”的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项创举。过去，人们以为市场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破了单一所有制结构的桎梏，推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是理论、实践、制度多层面的创新。

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更是蕴含着丰富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命题。在经济领域，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十分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对国家干预持审慎甚至反对态度。中国政府不仅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更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公共服务提供等方式，与企业、市场形成了一种目标协同、功能互补的有机统一体。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研究这些独特命题并探索其中规律，而不是以中国的实践经验去验证西方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撰文分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问题。您认为，在方法论层面，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郑永年：碎片化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大瓶颈，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最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学术面临的难题，在西方学界同样存在。究其原因，还是目前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过细。早期的西方社会科学大多关注宏观层面，比如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有着非常宏大的框架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科学转向中观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微观层面的研究不断涌现，逐渐成为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

我经常阅读西方国家的权威学术期刊，上面有不少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的主标题往往是某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副标题则是“来自中国的经验”（evidence from China）。这是典型的以中国经验验证西方命题的做法。从中观、宏观层面来看，这些文章几乎毫无意义。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要有中国原创的学术命题。这需要打通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在三者之间建立起联系。思想为研究提供方向，实证为研究提供支撑，唯有在不同层面之间形成有机衔接，研究才能立足现实，又保持理论的原创性。

有组织科研是智库发展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您领衔创办的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是一所致力于为区域及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的智库，至今已成立5年。结合这5年的实践历程，您认为智库应如何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郑永年：在我看来，以有组织科研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中国智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过去5年，我们在有组织科研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一些可供分享的经验。

开展有组织科研，首先要有多元背景的研究团队。复杂的问题不能依靠单一学科来回答。研究团队要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组合，兼具本土视角与国际视野，才能够从多个维度理解问题，也让研究成果更具厚度、广度与高度。

有组织科研必须注重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形成从思维到思想再到实证的多层推进，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建立联系。这在前面我们已有过探讨。

有组织科研离不开集体的讨论与培训。学术研究往往追求标新立异，但政策研究追求的则是共识。没有共识，难成政策；没有共识，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许多原创性的概念，正是在反复的讨论中从不同视角被提出、被质疑、被完善的。

有组织科研还需将组织研究与研究者的个体兴趣有机结合。有组织并不意味着压制个体；相反，要特别重视研究人员的自主性与自发性。当个人的创造力与团队的方向相互呼应时，才能产生真正的原创成果。

此外，有组织科研还强调观念的开放与包容，注重研究路径的反思与改进；坚持问题导向，也离不开多方资源的整合。总体而言，有组织科研不是一套僵硬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调整的过程。

智库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越来越需要提高中国话语的说服力，在对话与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郑永年：智库对话是文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的有效方式。在国际交流中，中国智库要突破“自说自话”的传播壁垒，实现观点的跨文化传递。

在我看来，一个观点要达成良好的传播效果，应该满足四个关键条件：使受众愿意看、看得懂、能接受、愿传播。这就要求智库在参与国际传播时，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文字翻译层面，而是要完成深度的文化转译——将自身的研究观点、价值理念，转化为符合国外受众认知习惯、思维逻辑和情感需求的表达形式。这种引起兴趣、触动心灵的表达，才能让国外受众真正理解并且接纳我们的观点，进而推动观点的自发传播，最终完成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智库必须姓‘中’”。能否请您展开谈谈这个观点？

郑永年：人们往往认为智库应该客观中立。在我看来，客观是必须达到的，实事求是、客观分析是智库研究的基本要求；但中立是无法实现的。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智库怎么可能保持中立？智库是为国家服务的，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与此同时，我们更清楚，国家利益最终要落实为人民的福祉。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作为智库秉持的信念，也应该成为智库研究的价值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