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译心

近日，在天津滨海新区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内，绿色指示灯如星河般在林立的黑色机柜间闪烁。一批经济学者正驻足聆听负责人的讲解——这里，“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正以每秒百亿亿次的运算速度，日夜不停地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关键脉动。从精准天气预报到石油勘探CT扫描，从中医药大模型研发到基因测序分析，每天超过两万项计算任务在此奔腾。这座“最强大脑”已助力产出超过4000项创新成果，创造经济效益近150亿元。它不仅是技术奇观的展现，更是算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驱动全战略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自2023年9月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这一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不仅催生了产业实践的深刻变革，更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热潮。两年来，学者们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引领、理论内涵、形成机制等方面展开持续探索，努力以扎实系统的理论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从国家战略到学术焦点

当下，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新质生产力研究已成为当前经济学界无可争议的焦点话题，目前已公开发表新质生产力相关学术论文2万多篇。同时，各类学术研讨会、论坛也频繁将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议题。多所高校成立了专门的新质生产力研究机构，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厦门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发展中心负责人、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处主任潘越的研究聚焦企业科技创新议题。她深刻认识到，传统生产要素已难以独立支撑高质量发展，而技术突破与制度协同才是破解外部约束的关键。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正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制度创新为支撑的系统性能力重构，它不仅是理论概念，更是中国应对技术竞争、实现发展自主性的战略路径。因此，将研究视野从企业创新延伸至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学术逻辑的自然深化，更是探索以制度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调研国内企业、高新区或科研院所过程中，学者们对生动展现中国新质生产力“萌芽”和“成长”的故事印象深刻。在湖南，以传统制造闻名的打火机企业将高端产品推向海外市场；在天津，国家支持的超级计算中心正为智慧医疗和智能城市项目提供强大算力支撑。这些场景正是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缩影。

前不久，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密探访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第一次见到“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天河超级计算中心通过构建E级混合精度算力，打造了面向产业的多模态千亿参数模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多个领域提供强大算力支撑。

周密接触的是一套以国家级算力为基础、深度融合产业需求的创新生态体系，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出发，逐步走向与市场、产业、企业多元协同，最终形成技术赋能、安全可控、服务实际的良性循环。

传统产业“推陈出新”，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也引起学者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阳镇表示，湖南省邵东市以小五金、打火机、皮具箱包等传统优势产业闻名，近年来当地打火机企业通过对内推进数字化改造提升产品稳定性，对外凭借企业家精神和有为政府支持，积极开拓海外国际市场。“政府搭台、企业闯荡”，阳镇赞叹道，这种内外结合的模式不仅推动产品高端化与传统产业价值链升级，也打开了中国产品海外市场新空间。

探讨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根植于中国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学者们在阐释时，首先强调以智能化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作用。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认为，新质生产力拓展了生产力三要素的内涵，将科技、数据、管理、人文等能动性要素全方位渗透融入生产力系统；强调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

对于新质生产力各项政策的实施成效，当前学术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研究。潘越总结了其中涉及的多项议题，如研究了税收优惠、专项补贴等财政政策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于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作用；围绕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先进制造业集群、政府引导基金等产业政策，探究新型生产工具因地制宜因产施策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分析了低碳城市、绿色信贷、环保税等绿色政策对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系统剖析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司法体制改革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形成了一定共识，但也存在诸多分歧。阳镇认为，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生产率、中观产业结构和微观企业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模式等多个层面。在分歧层面，一方面，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测度标准不一，原因是对其内涵认知不一致。即便遵循“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分析框架，测度的具体指标选择和衡量方式存在难以分离的客观因素，且测度衡量范畴有企业、产业、区域等多个研究层面，导致测度标准与指标体系难以统一。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技术路线和创新模式选择分歧较大。科技创新是驱动其形成的核心动力，但技术创新模式和路线多样，没有哪一种创新模式能成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独门“灵丹妙药”，都尚需结合特定情境讨论。

扎根实践的理论创新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千城一面”，而是根据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人才储备、资源禀赋进行分工，逐步形成因地制宜的特点。周密及团队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现南北不同区域的新质生产力特点不一。比如，长三角呈现技术密集型、市场驱动型特征，在未来产业的企业数量和增速上优势突出，显示出强大的创新孵化与商业化能力。而在京津冀，则体现出基础支撑型、政策引导型特点，能源、基础设施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支撑性产业积淀深厚，发展更为稳健。

各区域均涌现出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案例。如长三角正全力打造“全球数字创新中心”，典型如杭州的“中国视谷”和上海的“大模型产业生态圈”，充分发挥了该地区数字经济基础好、创新资源集聚的优势。

这种构建创新联合体、开放应用场景的模式，极具借鉴意义。京津冀实践依托北方在能源、重工业、算力基础设施方面的既有优势，并非从零开始孵化，而是致力于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这为北方和许多老工业基地提供了“老树发新枝”的转型路径。特别是北京拥有全国近一半的大模型企业，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奠定了基础。

各地立足区域禀赋为新质生产力开辟成长空间，丰富了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动力等理论。这仅仅是中国学者围绕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研究成果的冰山一角，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正因新质生产力而蓬勃发展、百花齐放。刘志彪表示，新质生产力理论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学理论，不仅促进了产业结构、产业联系、产业布局等理论发展，而且也影响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理论研究。此外，它还丰富与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完善提供新视角。

着眼未来长远发展，刘志彪认为，下一步国内学术研究的重点，首先应开展绿色低碳政策（如碳市场、绿色金融等）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其次要探讨关键领域自主可控技术突破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还应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差异与协同研究，破解发展不均衡问题。同时，还要加强新质生产力的实证研究与数据、案例积累，如推动基于企业、园区、产业链的微观案例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