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译心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3%（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整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迎难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其中三次产业协同发展，重点行业增势良好，供给结构持续优化，消费“主引擎”作用凸显。学者们认为，中国经济回旋余地大、韧性强的基本面未变，创新驱动正加速重塑经济增长格局。

消费成为GDP增长的主动力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明显高于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的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2.8%。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认为，在当前外部环境严峻的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我国正以经济的稳健增长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我国制造业增长7.0%，进一步夯实了实体经济的根基。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额持续保持增长，国内消费需求稳步扩大，超大规模市场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效应逐步释放。出口贸易体现出较强的韧性，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强劲，实现了出口新动能的结构转换。

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显著的需求侧结构性优化特征，消费作为GDP增长主动力表现突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2%。其中，升级类消费大幅增长——体育娱乐用品、金银珠宝类销售额分别增长22.2%和11.3%。进出口贸易韧性同步显现，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站稳20万亿元台阶，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7个季度保持同比增长。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7.3%，占进出口总值近六成。就业与收入的基本面支撑持续巩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降至5.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4%，为内需扩张奠定基础。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坚认为，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正是得益于消费经济增长较快、进出口贸易稳定增长，以及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等因素。这些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具有回旋余地大、韧性强和潜力大等特点。

上半年经济增长亮点集中呈现于新质生产力领域。一是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长41.4%和40.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4.3%，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2.68亿千瓦，同比增长近一倍。二是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23.3%。三是消费结构深度优化趋势确立，服务消费与高端商品需求持续释放。

这些经济亮点兼具短期政策效能与中长期转型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文余源认为，新能源产业迅速增长的突破是“双碳”战略长期布局和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对充电基础设施专项支持的结果，标志着绿色能源转型进入质变期。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工业升级的背后是“两重”政策的精准发力，显示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加速。消费结构深度优化现象呈现“政策驱动+趋势演变”双重特征，标志着消费升级从政策刺激转向内生驱动。这些亮点的驱动因素兼具短期政策刺激与中长期转型信号。短期看是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提振了需求，但显示了中长期转型信号，即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导向，推动产业从传统依赖向可持续模式转变。

“三新”经济

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据国家统计局近日最新的核算数据，2024年我国“三新”经济比上年增长6.7%（按现价计算），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5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18.01%。学者们普遍认为，“三新”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乃至主引擎。

在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艺明看来，当前“三新”经济规模和增速优势突出。2024年“三新”经济增速就已明显高于整体经济，2025年上半年更是延续强劲增速，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产业增长迅速，新动能持续增强。“三新”经济也带动了内需和结构优化，比如它与传统动能协同，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推动服务业比重持续提升，信息传输和软件业保持高增速，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他表示，我国技术革新激活生产力、政策协同畅通要素流动、需求升级拓展市场，三重驱动共同构筑“三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但在看到“三新”经济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核心力量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未来还需进一步强化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巩固主引擎地位。

盛斌认为，新产业提供了更多经济增长来源，新业态为产业拓展与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新模式为新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新的组织方式和载体。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三新”经济中的广泛与深度应用，加速了数字技术的自主迭代升级，形成了“创造—应用”之间巨大的正反馈效应，为“三新”经济发展奠定了规模效应，使中国产业与市场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新技术应用场景。

加快“三新”经济发展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巩固制度的系统性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先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相关制度，突破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瓶颈，促进数据资源高效流通；支持传统产业与数字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生产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深化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落地实施，以规范技术应用和防范潜在风险。其次，优化创新生态体制机制，建立更灵活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各类主体的协同创新。最后，深化市场准入和监管改革，完善监管体系，深化“三新”经济的“沙盒”监管或“观察期”制度，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给予创新更大的试错空间。

持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增速稳、势头好、韧性强。但从结构上来看，经济增长还面临市场内生动力不足的挑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诗一认为，增强经济发展的市场内生驱动力，从政府政策维度来看，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构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稳定预期；从企业投资维度来看，要努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活动，有效激发企业投资活力；从居民消费维度来看，我国中低收入群体规模大、边际消费倾向高，要着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隋福民认为，在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的同时，我们还要着重考虑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问题。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不仅能减少因赡养能力差异引发的家庭矛盾，从而缓解代际关系中的紧张感，还将显著减轻年轻人的赡养负担，原本用于赡养的资金可转化为可支配收入，释放消费潜能。同时，年轻人在就业选择上也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不仅能激活农村内需市场，更能助力农村经济形成自我造血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钟坚表示，未来关键要着眼于解决涉及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既要持续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又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与此同时，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加快知识性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促进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目标发展。要准确把握我国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更好发挥财政、货币、消费、投资等政策工具的支撑作用，持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